在四人委员会中，克里孟梭无疑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对同僚们了如指掌，他自有见地，而且深谋远虑。在混乱不堪的环境下，他的年龄，他的性格，他的才智，还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无私、态度鲜明的形象。人们无法轻视克里孟梭，也不可能厌恶他；只是，出于文明人士的天性，人们可能持有相异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里孟梭的外表和举止，现在是公众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员会里，此君身穿黑色双幅厚布制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着他的从不露出的双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实的黑皮做的，质量极佳，可是样式土气。令人诧异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时不系带子，而是用扣环扣起来。在总统府的房间四人委员会的例会即于此处举行（不同的是，他们在下面一个较狭小的房间召开私人秘密会议），他的座位是对着壁炉的一把锦缎方椅，正好处在一个半圆弧的中间位置上。西格纳·奥兰多坐在他的左首。总统挨着壁炉，首相则在克里孟梭对面壁炉的另一侧，位于克里孟梭右首。克里孟梭不带文件和公务包，也不携私人秘书，但有几位法国部长和官员陪在他身边，他们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务有关。他的步履、他的手势以及他的嗓音，都显出精力匮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过攻击之后，他自己很少讲话，而是由他的部长们、官员们就有关法国的问题作初始发言。他常常是闭着双眼，仰靠在椅子里，羊皮纸似的脸不露声色。简短的一句话－－或者是决策性的或者是嘲讽性的，一般就足够了。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提问，也可能是一个被他的部长不小心遗漏的情况这位部长的面子是不会被照顾的。
    劳埃德·乔治在用英语发言之后，会在它被译为法语的间隙里，经过炉前地毯去总统那边，在私人交谈中来强化他的论点，或者脚搓地板以示妥协。总统的顾问们挤在他周围，一会儿之后，英国专家们凑过来，了解结果如何；接着，法国人驾到，惟恐别人正背着他们搞什么名堂；直到最后，他们两种语言的谈话声混成一片。克里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于外围－－因为还未出现任何触及法国安全的问题，但却以一种讥讽的、近乎调皮的神气综观着这种场面，最后，当一切重归于寂静，人们各复其位时，会发现他已毫无踪影。
    当时间指向1914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性论的浅薄或者说是错误就愈加明显了，而这也正偏离了人性本善的论点。如今，一对情人的短暂相会与快乐完全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曾经被拒绝的，生活的模式有时不过是一系列短暂而浅尝辄止的“私通”。我们对于生活和各种事务的评论是睿智而有趣的，但又是极易击破的正像罗素、我和劳伦斯之间的谈话一样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关于人的本性的确切诊断。伯蒂把各种根本不可能相容的观点兼收并蓄起来。他一方面认为人类事务的发展进程是不理性的，一方面又认为解决办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因为我们只需遵循心中的理性就够了。讨论这方面的实际事务是件令人厌烦透顶的事。而如果把那些隐含的、暗藏的、无论是好是坏的情感抛开，讨论人的本性也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时间过程中考察生活模式，并且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独立的、不连续的闪烁，那么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然而，精神状态体现价值的方式，以及其对象都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我想起，在过去，我们处理这种经验的多样性的办法是不合理地扩大了审美经验的范围（比如说，在悲剧情绪这一名义下，我们会研究它的各种分支）。并且把那些人类经验归为审美经验，通过这种错误的归类来消灭多样性。
    如果我就此忽略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魅力、智力、超凡脱俗和热情我可以把我们看作水蜘蛛，它在水面上优雅地掠过，像空气一样轻盈适意，没有激起任何的漩涡，也没有触动水下的潜流。但在劳伦斯那无知、嫉妒、暴躁而恶意的眼光注视下，我们这些人的品质又是多么令人生厌啊：在薄薄的熔岩表面上跳跃的理性主义；对粗俗感情的存在与价值的忽视；既放荡不羁又大逆不道；与邦尼的朴实相比显得故作聪明；把奥特兰的高雅看作是糖衣的毒药。这些，对我们这群可怜又愚蠢、还满怀好意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公平啊。但这就是当劳伦斯1914年说我们已经“不中用了”的时候还不无道理之处。
    193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