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属于这里Radiohead,from Creep(Pablo Honey,1992)1路上所花的时间与前几次一样，走进圣卢卡斯医院的旋转门时我这么想。这些天以来我们已是第三次来这里了。今天我们要去一楼，卡门的预约卡上写着“105室”。我们要去的那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们正准备挤入人群中时，一个明显戴着假发的老人用拐杖指向一扇门。
    “你们要先进去，告诉他们你们到了。”
    我们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进105室，门边的小木板上写着“内科专家W.H.F.谢特玛”。看得出来，里面的房间才是真正的候诊室走廊上的人实际上是里面容纳不下的。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龄起码大我们十岁以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怜悯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医院也有自己的等级，我们显然是新人，我们是候诊室的外来客，我们不属于这里。但是，卡门的乳腺癌不会这么认为。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妇人坐在医院的轮椅上，瘦骨嶙峋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张和卡门一样的塑料封皮的预约卡，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我们。我试着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我和妻子都年轻、漂亮、健康，比你好多了，你这个满是褶子的老皮囊。可别以为我们会待在这儿，我们会飞速离开这个癌症窝，但是我的肢体语言却不配合，把我的不安全感泄露无疑。这就像你走进一家城镇小酒吧，从旁人嘲讽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就像个穿着过于隆重的阿姆斯特丹人。真希望早上我没有选这件宽松的带蛇皮饰带的红色衬衫。卡门也很不安。确诊：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属于这里了。
    105室也有一个问讯台，坐在问讯台后面的护士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她立刻问我们是否愿意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坐。真及时，因为我从眼角看到卡门又泪水盈眶了。不必挤在候诊室或走廊上的一群行尸走肉中间，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前天，肯定是个沉重打击。”护士端来咖啡，对我们说。
    “你知道他们从你腹部抽出了多少升腹水吗？”
    “不知道。”
    “刚过71升。”
    “哈哈那比我开始做化疗时的体重还重。”
    卡门现在47公斤，可以看出来她一天天瘦下去。六个月前，她几乎70公斤。因为缺少脂肪，过去几个星期她一直很怕冷。起居室的恒温器整天都是调在24度。水床的温度比推荐温度高出4度。谢天谢地，我们买到了水床。普通床对只剩皮包骨的她来说太硬了。
    我们预料待会和罗登巴赫的谈话不乐观。在LV治疗开始时穿刺降低到每两周一次，现在每几天就一次了。而且情况越来越不好，就好像卡门的器官搅成了一团，每次穿刺之后都更痛。上一次情况很糟。即使注射了吗啡，卡门还是痛得呕吐了。我常常幻想着老婆站在水桶前面，从她的肚子里爬出一条蛇到水桶里，而水桶里则装满了让人恶心的黄色液体。
    “请坐。”罗登巴赫亲切地说。
    自从转移到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之后，我们见了他六次。我们彼此都很信任。他知道我们不会像其他病人一样哭闹、抱怨，我们知道他不会像我们以前的医生那样耍诈、欺骗我们。
    罗登巴赫医生准备要跟我们确认一些事情。
    “肿瘤的指数又飙高了。LV治疗已经不再有效了。”
    “那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我结结巴巴问，尽管我知道他将要说什么。
    “恐怕现在我们真的得认输了。”
    就这样了。一切即将结束。
    卡门被放弃了。托尼就是在被医生放弃后的三个星期去世的。
    卡门坐在那看着我，一只手掩着嘴。我紧紧抓住她另一只手，看着她。
    “我们回去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点头。
    我们预约好三个星期之后再来罗登巴赫的办公室。是这样希望，因为可能到那时卡门已经不再了，罗登巴赫的任务也就结束了。他唯一还能为卡门做的就是在药单上签名，让药剂师给卡门开药，吗啡、康泉、泼尼松和替马西泮。止痛用。
    我发动引擎，然后关掉音响，现在的心情不适合听河堤乐队的歌。
    一切不会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