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那个感恩节。那么生机勃勃，一阵阵大雨下下停停，又突然放晴，一束束太阳直射下来，还有突来的疾风攫走了残留的秋叶。
    房子里的闹声也是那么可爱：锅碗瓢盆，B叔穿着吱扭响的礼拜天西服站在大厅里，用他那久置不用生锈的嗓音欢迎客人的到来。有几个客人是坐在马背上或骡车上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坐着洗亮的农场卡车或摇晃的小汽车过来的。康科林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四个美丽的女儿开着一辆薄荷绿的1932款雪佛莱来了（康科林先生很有钱，他拥有好几艘渔帆船，在牟拜尔以外的地方经营），这样东西引发了在场男士们热烈的好奇心，他们又是研究又是察探，只差没把它拆了。
    第一批来到的客人是玛丽·泰勒·威尔赖特夫人，陪同来的还有她的监护人，一个孙子和孙媳。威尔赖特夫人是个漂亮的小东西。年龄于她就像头上的小红帽一样轻巧，而那帽子又像香草圣代上的樱桃，轻巧地栖落在她牛奶样的白发上。“亲爱的波比，”她说着抱住了B叔，“我知道我们来早了一丁点，可你知道我的，总是准时得过头。”这是一个应该的道歉，因为现在还不到九点，而我们预期客人在中午之前一点到就可以了。
    不过，每个人都到得比我们期待得早，除了派克·麦克劳德一家，他们在三十里的路途中遭遇了两次爆胎，到的时候气呼呼地直跺脚，尤其是麦克劳德先生，弄得我们直为瓷器担心。大部分人一年到头都住在偏僻不易出行的地方：闭塞的农场，火车见信号才停的小站和岔路口，河边空落的村庄和松林深处的伐木营地。因此当然是迫切的心情促使他们早来，准备着参加一个爱意浓浓，值得纪念的聚会。
    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收到一封康科林姐妹中的一个写来的信，她现在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住在圣地亚哥。她写道：“到了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就经常想起你，我想是因为阿拉巴马的感恩节上发生过的事情。那是苏珂小姐去世前几年，是1933年？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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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的时候，苏珂小姐抱着我的肩膀。“我只想说一样事，巴迪。两个错误相加不等于正确。他拿胸针是做错了。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拿。也许他没想就这么拿走。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本是没法揣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做的事情就更错了：你想要让他难堪。这是故意的。听我说，巴迪：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所有其他都能被原谅。这个永远不会。你理解我吗，巴迪？”
    我理解，模糊地。时间过去了，我明白她是对的。可那时我能理解的，是因为我的报复失败了，我的方法肯定错了。奥德·汉得森他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表现得比我好，甚至比我更诚实。
    “巴迪，你理解吗？”
    “可能吧。拉一下。”我说，递给她一条许愿骨。
    我们撕开它，我那一半更大，于是我可以许一个愿。她想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
    “希望你仍旧是我朋友。”
    “傻瓜。”她说着抱住我。
    “永远吗？”
    “我不会永远都在的，巴迪。你也不会。”她的声音像草地远处地平线上的太阳一样低了下去，接着，一秒钟寂静后，又像旭日初升那样高了起来。“不过是的，永远。主的意愿。我走了你还要过上很久，只要你记得我，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从那以后，奥德·汉得森放过了我。他开始纠缠一个和他一般年纪的男生，斯奎罗·麦克米兰。第二年，奥德因为成绩太差和行为恶劣，我们校长不许他再来上课，所以他冬天就在一个牛奶场做帮手。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之后不久，他搭车去了牟拜尔参加商船队，然后就消失了。那应该是在我被悲惨地打发到一个军事学院去的前一年,两年后,我朋友去世。这样是算来那是1934年秋天。
    苏珂小姐把我唤到花园里。她移栽了一株正在开花的菊花到一个铁皮浴桶里，需要有人帮忙把它拖到前廊上，在那里好好地展示一下。那玩意比四十个肥海盗还重，我们徒劳无功地与之搏斗时，奥德·汉得森顺着大路走过来。他在园门外停了一下，然后就打开门，说：“夫人，让我来帮你吧。”牛奶场的生活对他大有好处。他更健壮了，胳膊上肌肉突起，脸上的红色加深为一种红宝石的深棕红。他轻松地举起大桶，放到了走廊上。
    我朋友说：“非常感激，先生。你如此友善。”
    “没什么。”他说，仍旧忽略我。
    苏珂小姐剪下一些最漂亮的花朵。“这些带给你妈妈。”她说着，把花束递给他，“致以我的爱。”
    “谢谢，夫人。我会的。”
    “哦，奥德，”他返身上路后，她冲他喊道，“小心。它们是狮子，你知道。”但他已经听不见了，我们望着他，直到他过了转角。他对自己携带的危险一无所知，那些菊花，冲着黄昏时低垂的青色天幕燃烧，咆哮，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