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的，也不知道枕边书中何时添加了关于王国维的第一册。多年来，虽然我的枕边书更换了许多，但关于王国维的不仅没有撤换过，年深日久竟然占据了我书房中那还算宽大卧榻的三分之一。不过，我存心要给王国维作传，则始于两年前与北京出版界一友人的闲谈，而决心坐定在电脑前写这部《王国维传》，又不能不提到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两次愉快合作，以及该社善于选取厚重图书题材且行事细致严谨的甘以雯女士的信任与鼓励。
    存心要写《王国维传》，使我两年来一直处于“累并快乐着”的氛围中。在此之前，我虽然零零散散地写过一些关于王国维的文字，也曾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讨论，但要真正为王国维作传，实在感到是一件极其难为的事。难为的不仅是因为有诸多专家学者已经出版了数百种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著述，而要全数阅读这些见解深邃、论述精湛且汗牛充栋的皇皇论著，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王国维作为享誉世界的学术巨人，其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竟然覆盖了哲学、文学、戏剧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和西北地理、蒙古史等诸多学科，而其在任何一门学科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不是我等晚生后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更别说要洞悉其中精髓用通晓语言传递给读者了，何况王国维还拥有六十多种著述和１９２种手批手校书籍，可谓是学术鸿博、著作等身，令人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另外，世面上关于王国维的传记已有几种，其中就有年已七旬且费时长达３０年之久的上海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传》。如此，我为王国维作传就不能不另辟蹊径，否则落入窠臼就是必然的事了。那么，蹊径在哪，又将如何开辟呢？
    毫无疑问，作为在诸多文化学术领域中具有创造性不朽贡献的伟大学者，王国维的人生旅途虽然只有短暂的５０个春秋，但他在如此众多学术研究中几乎每一领域都有着极为独到精深的创见和造诣，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至今也无人能与比肩。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很显然与梁启超有所不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涉猎的范围更为广泛，而王国维则重在向纵深方面探究，两者因此而成为清华园四大著名国学导师中最具特点的两位。仅此一点，王国维就是传记文学中不可忽却的传主之一。
    而作为一部传记，写王国维自然不能绕开其学术研究著作本身，但又不宜局限于此，似乎还应该将笔触延伸到其学术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源流、师承关系、社会现实及个性情怀与内心世界变化等诸多方面，否则此传记很有可能会流于世面上那种故弄玄虚的境地或枯燥艰涩的窠臼，这是我将刻意并竭力要避免的。另外，我一贯主张高深的学术思想应该发挥出更大、更广和更有效的社会价值，而不要成为仅供学界少数人所把玩的“阳春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