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士路，我骑车去月坛北街，到了那儿拐进洪茂沟，在一座老旧的红楼门口下了车。锁上车，我拿起车筐里的一只尺寸很大的黑色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进了单元。
    我匆匆地上着楼，像个男人似的一步三个台阶儿。楼道里很暗，楼梯也很残破。才上到二层，中门就开了，一个十八九岁、浓眉大眼、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孩儿从里边出来。跟我一照面儿，不由自主他就下意识地往后一退──不用说，这小子肯定进去过，起码是有案底儿，要不绝不会一见着警察就想跑，即使他看见的是一个女警察。
    哦，我恐怕得做个说明，一般来讲，我平时并不穿警服，像今天这种情况可谓是绝无仅有。因为工作特殊，我常常需要装扮成各种女人，比如……衣着朴素的女教师，或者那种总是煞有介事地裹着一身丝质套裙、天天打车去外企上班的白领丽人，再或者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挂着一张笑脸的女保险推销员。
    另外一些时候，我还会穿着缝着一溜儿小红边儿的灰布衣裳、足蹬一双平绒面儿的一字襻儿黑布鞋，扮成一个在四星饭店擦玻璃的外地女工。不过，每到这一刻，我总是有些担心──我这又高又壮的身材实在不像一个初来北京的四川或者安徽小妹妹。
    当然了，绝大部分人其实说不清北京人或者具体地说北京女人长得到底与外地女人有什么不同，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现在正傍着一个有奥迪车的大款的小英却总是说有，她一口咬定：“别逗了！就你？一看就是老北京儿，而且……还是在崇文区生的……”
    岂有此理！说能看出我是北京人就够夸张的了，怎么还会知道我生在崇文区？鬼才信呢！好在──像我这样的岁数，不少北京女人都下岗了，所以每当我拿着一块抹布穿行于某某饭店的大堂或走廊时，倒也没太引起他人的关注。
    瞟了一眼那孩子耳朵上的耳环，我继续上楼，转眼来到四层√艴么说呢，简而言之……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刚刚在这儿租了套房子。
    打开锁，我进了屋。不知是天生的，还是职业的缘故，我的听觉极其敏锐──才一关门，就判断出那微小声音是从卫生间里发出来的。
    推开那扇带花玻璃的门时，她正徒劳地掰着窗上的铁栅栏。我真不明白──即使你的力气比一条壮汉大十倍，能把它掰开，你又能怎么样？难道你想钻出去，从四层楼上跳下去吗？
    看见我，她先是极度的惊慌，而后瞬间就绝了望。或许知道但凡是警察，必定连男带女个个儿都是铁石心肠，她没有跪地求饶，就那么手足无措、微微颤抖地站在加装了防盗栅栏的窗户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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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公布的名单中，陈耳东发现了赵湘的名字。
    如果我故事拍成了电影，那么，便会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看见一架喷气式客机迎着一轮红日，呼啸着从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腾空而起。如同本故事开始时那样，银幕的下方第二次打出了字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外”转为“日内”于是这时候便置身于飞机的客舱里。跟在一位身材优美，正推着车向旅客提供饮料的空姐的面前，随即就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因公赴某地出差的陈耳东。
    先生您好！漂亮的空姐向陈耳东打着招呼，请问您用点儿什么，红茶还是咖啡？
    噢。还是咖啡吧。
    道了声谢，陈耳东把空姐递过来的咖啡，摆在面前小桌上凹陷的圆形槽里，打开一张当日的北京晨报》瞧了一眼头版上关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最新情况，以及昨晚发生于平安大道上的一起严重车祸，忽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看到一条消息：
    本报记者报道：昨天，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核定，又有一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被依法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