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
    李隆生在[103]一书中对晚明农业总产值做过一个估计，他可能没有看过顾诚及其弟子对明代耕地面积的考证，仍旧采用传统的过低估计。
    我们这里只采用他对明代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每亩田1.2石的米[103]p175(南方亩常量高的多，北方亩产量低，这个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明显是偏低的，张显清提供了一些其他学者的看法，余也非的估计是明代北方地区平均亩产1．302市石，南方地区平均亩产2．604市石；郭松义的估计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按照一石白米为94.4公斤计算，则平均亩产在1.3石左右，但这里我们为保守起见，仍旧采用李隆生这个偏低的估计）。
    至于耕地面积，明初洪武时期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亩左右[34]p304，明代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的耕地面积应该在11亿亩左右。按此估算，洪武时期的农业总产量是10亿两千万石左右，而晚明时期全国农业的总产量至少是13亿两千万石左右（这个显然是出于保守估计，偏少的一个产量）。
    而明代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32]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32]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
    当然通过总体田赋收入和总体产量的比较得出的平均税率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具体落在每个地主头上的负担究竟如何。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呢？黄仁宇以广东顺德县的情况为典型，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摘录一些主要结论
    “1585年版的《顺德县志》提到，佃农通常每亩土地向地主交纳0.9石稻米，由于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则征收部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
    基本税只占1/60，那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5%。累进税制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
    “税收低的标准，可以进一步从县志汇集的数字中得到证实，1585年，……可以知道每亩土地的平均税收负担为0.0332两白银，……即使不考虑正常季节会混种各种不同的作物，平均每亩土地的年均收入也应当在1两白银左右。因而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即便考虑有些年份粮价下跌的影响），税收依然不会超过土地收入的6.12%”
    也就是所有各种摊派加上去之后，并且考虑到粮价波动的因素，也只是在3%到6%之间波动，这样的税率也实在并不算高。
    除了顺德县以外，黄仁宇还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得到的情况大体上和顺德县相似，有的地区高一些，有的地区低一些。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影响）[32]p217；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32]p220；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32]p221；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率是5.4%。
    最后得到的总的估计是“通常而言，直到17世纪初（原文为“16世纪初”，应是笔误或翻译错误，因为作者在文中前后引用的数据年代都是在1576年，1600年，1620年这类的，大致范围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引者注），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的税赋较重，象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特例的影响。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越占整个帝国田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田赋收入和
    =========
    徽商的做法主要还是受赴死军对各种力量的严密控制所影响，会不会带上官僚的色彩还不好说。
    至于晋商就简单多了，有很多现成的例子他们可以模仿，比如现在还夹在赴死军和莫卧儿王朝之间的东印度公司……
    不管内部如何，这种冒险求存的民生士气算是起来了益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有很多手段是永远也不能见光的，可不管是用了什么手段，终于使得枪口一致对外，终于了带来了一丝曙光和好几种可能。
    至于未来，李四无法预料，，会走上哪一条道路，又能走到哪一步，现在说什么也为时过早只能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棋子一步步的走下去。
    从甲申年开始，这个民族就已经陷入危机之中。当并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新兴势力正快速崛起的时候，当老旧的世界秩序即将被打破的时候个民族，这片土地仅没有应运而前而是被扼杀了崛起的希望，进一步沉沦为外族之奴隶。传承了千年的文明只剩下奴化和顺从会走上一条步步是血处处该灾的死胡同。多少英雄豪杰多少慷慨壮士为挽此颓局，为民族之气运仆后继九死不悔，民族精髓几乎消耗殆尽。
    终于有了这个还算可以接受的开始，也许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无论是奸贼还是英雄，现在看来，都是一个必然。偶然的只是李四和赴死军这个最大的必然。
    蝴蝶翅膀底下带动起来的风雷，让乾坤倒转，让日月升起。撕破了一层又一层带着血色的绝望迷雾，才看到了今日的曙光。
    多少同胞手足，多少慷慨仁人，用他们的热血浸染出这鲜艳夺目的三万里河山。
    李四，这个绝对的偶然已经成为左右局面的必然力量，而翅膀底下的风雷带动的是燎原的烈火，起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
    这个民族的潜能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但是所展现出来的炫目光彩已经影响到了更多人。
    大明兴武二十年初，一种叫做铜壶机的庞大机器诞生。这种机器吞吃煤炭吐出蒸汽，推动机械做工，因为这种机器可以极大节省人工，并且能够做到很多人力难及的工作，很快就开始推广开来。以为这种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是受李四的指点才最终完成，所以由李四命名。
    因为最早的此类机械是出现在宋时，那时候还仅仅是一种孩子的玩具，叫做铜壶傀儡，李四就是以此命名，就叫做铜壶机。
    大明兴武二十年春，赴死军北伐部，渡过白令海峡，继续东征。人们才知道天外有天，在海洋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广袤的大陆。
    这片大陆，被人们成为金大洲，是个可以发财的地方，万千人沿着赴死军的脚步渡过三指宽的寒冷海峡，来到这片充满了财富的金大洲。
    当地土著根本就无法抵挡赴死军的武力，甚至无力阻挡那些商队的入侵。
    大明兴武二十二年末，远征金大洲的程子栋部，和不远万里乘船而来的白鬼遭遇。
    白鬼想不到在这片大陆上还有如此严整的黄钟人，发现了宝藏一般冲杀了上来。
    赴死军身后的商队同样是在欢呼，原来这里也有白鬼。白鬼的模样虽然狰狞又满身是毛，可力气大的很身子也结实，是很好的奴隶料子呢！
    冲上来的白鬼很快就发现，这些人手中的火器不仅更为先进，而且数量比他们要多出十几倍……
    金大陆的争夺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