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见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步行，到我那个“光棍窝”（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光棍窝”）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菲尔转过脸来问我：“你晚上都怎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