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13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13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那么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就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惟一通过院长说受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小轿车一直开到“13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的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日绒布病号衫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衫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着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之中有穿带约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包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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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里的熨斗拿了进去，袋子就当作枕头；军大衣脱下来铺着，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怎么都行。躺下来歇会儿，凉快一下。那穿44码靴子的两条腿，半个靴筒以下都悬在过道上方，但在那么高的地方并无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归置东西，脱衣凉快，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说过去当过兽医士。
    为什么不当了有人惊奇地问。
    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得上被告席，与其这样，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这倒也是罩蓝色短上衣的女人说。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的要抓起来的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的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了而这也被车站挡住映不过来。车厢里，下面还比较亮堂，可上面已暮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此时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则坐在占到位子上，安排行李。奥列格把整个身体伸直。多舒服啊！可蜷着腿在囚犯车厢里待两昼夜是很难受的那样的车厢小间里挤19个人很不是滋味。挤对个人情况就更糟。
    其他一些人没活到今天。而他活下来了瞧，癌症也没能置他于死地。如今，流放期也已经像鸡蛋壳儿裂开了缝。
    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的事儿。不久大家都会这么劝他
    躺着可真好。真舒服。
    只是列车抖动了一下并开始启动的时候，才感到心脏那里，或者说灵魂深处—胸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突然往后收缩。这时，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着眼睛，脸贴在装有面包的行李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