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 作者：拉尔夫·达仁道夫 林荣远译
    【作 者】(德)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著 林荣远译
    【丛书名】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形态项】 288 ; 20cm
    【读秀号】000000029160
    【出版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
    【ISBN号】 7-5004-2704-2 / D0
    【原书定价】 ￥19.80 网上购买
    【主题词】政治社会学
    【参考文献格式】(英)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著 林荣远译. 现代社会冲突 自由政治随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本书作者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勋爵1929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其父古斯塔夫·达仁道夫（GustavDahrendorf，1901－1954年）是德国有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不过，拉尔夫与他父亲的社会思想倾向不同，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德国自由民主党，在汉堡和伦敦攻读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萨尔布吕肯通过教授资格论文后，他先后在汉堡、蒂宾根和康斯坦茨等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
    达仁道夫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68年，任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自由民主党副主席。1969年，当选联邦德国议院议员，任外交部议会国务秘书。1970-1974年，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
    1974年，达仁道夫移居英国。1974－1984年，出任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Econmics）院长。自1987年以来，一直担任牛津圣·安东尼学院（St．Anttony’s College）院长。达仁道夫被英国女王授予贵族称号，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拉尔夫·达仁道夫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著作甚多。其中最主要有：《工业和企业社会学》（1956年），《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年），《社会学的人》（1958年），《德国的社会和民主》（1965年），《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1968年），《冲突与自由》（1971年），《生存机会》（1979年），《论不列颠》（1982年），《内外之旅》（1984年），《法律与秩序》（1985年），《欧洲革命之观察》（1990年），《现代社会冲突》，等等。
    达仁道夫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刘易斯·A．科塞（Lewis A．Coser）一起，是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代表。在本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冲突论风靡于美国，并波及某些欧洲国家。它主要研究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社会冲突论持激进的社会观点，主张社会变革，强调社会冲突对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代表社会的激进派。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勋爵1929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其父古斯塔夫·达仁道夫（GustavDahrendorf，1901－1954年）是德国有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不过，拉尔夫与他父亲的社会思想倾向不同，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德国自由民主党，在汉堡和伦敦攻读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萨尔布吕肯通过教授资格论文后，他先后在汉堡、蒂宾根和康斯坦茨等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
    达仁道夫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68年，任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自由民主党副主席。1969年，当选联邦德国议院议员，任外交部议会国务秘书。1970-1974年，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
    1974年，达仁道夫移居英国。1974－1984年，出任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Econmics）院长。自1987年以来，一直担任牛津圣·安东尼学院（St．Anttony’s
    College）院长。达仁道夫被英国女王授予贵族称号，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拉尔夫·达仁道夫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著作甚多。其中最主要有：《工业和企业社会学》（1956年），《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年），《社会学的人》（1958年），《德国的社会和民主》（1965年），《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1968年），《冲突与自由》（1971年），《生存机会》（1979年），《论不列颠》（1982年），《内外之旅》（1984年），《法律与秩序》（1985年），《欧洲革命之观察》（1990年），《现代社会冲突》，等等。
    达仁道夫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刘易斯·A．科塞（Lewis A．Coser）一起，是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代表。在本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冲突论风靡于美国，并波及某些欧洲国家。它主要研究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社会冲突论持激进的社会观点，主张社会变革，强调社会冲突对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代表社会的激进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冲击和震撼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在这个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应运而生。战后，它首先在美国崛起，一直持续至60年代。它着重从功能上分析研究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 Parsons，1902-1979年）和罗伯特·金·麦敦（Robert King Merton）。与社会冲突论相反，结构功能主义持保守的社会观点，它注重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主张社会的稳定和整合，代表社会的保守派。
    可以说，社会冲突论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物。不过，二者都是维护型的社会学，即一个企图通过保持社会稳定，一个更多主张社会改革，巩固和保持社会制度，首先是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果回忆一下60年代美欧各国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锐不可挡，那么，社会冲突论在美欧的出现就并非偶然了。同样，如果人们看一看达仁道夫在60年代积极主张大学改革、社会改革，那么，他成为社会冲突论在欧洲的代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论初期的著作主要是《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和《冲突和自由》。尤其是前者的英文版本，经作者亲自由德文译成英文，并作修改和增补。它被美国社会学家S·M·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评价为“改变现代社会学领域方向的最重要的尝试之一……是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称它是“马克思以来关于阶级这个论题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探索中的最富于独创性的尝试之一”。《美国社会学学报》（The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强调，“本书是几年来发表的社会理论的最富有挑战性的贡献之一……任何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家都不能无视这部著作”。《现代社会冲突》则是近期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一部综合性的冲突论代表作。
    达仁道夫认为：“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等。因此，既要从社会均衡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又要从社会压制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尤其要加强发展社会压制模式理论。”
    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论的主要论点是：“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
    《现代社会冲突》英文版（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初版于1988年。德文版（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系作者本人自己翻译，于1991年出版。同英文版比较，作者根据对英文版之后与德文版之前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之观察，在德文版里作了很多补充和修订。1990年，达仁道夫发表了他的论著《欧洲革命之观察》，这是他对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巨大社会演变观察之结晶。他认为，《现代社会冲突》和《欧洲革命之观察》可以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作者本人把《现代社会冲突》德文版确定为权威版本，因此，中文版也根据德文版翻译。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现代社会冲突》是《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姐妹篇。作者称，本书是他的社会科学之总和。《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主要是从理论上剖析自从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发表以来整个工业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冲突。该书同马克思的阶级论和其他很多有关以阶级为主题的论著展开了辩论，然后作者提出自己的理论，并应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现代社会冲突》的主题则是研究本世纪工业社会的社会冲突，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冲突。革命和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和社会阶级，工业社会的政治，极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极限，失业问题，下层阶级和多数派阶级，对世界公民社会的展望，等等，都是书中的论题。本书重点在于社会冲突的描述，而不是阶级状况的分析。
    本书的基本命题是：“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围绕着这几对矛盾，作者展开深入的论述，表明自己的见解。同时作品也介绍和分析了很多西方著名社会学家的各种社会冲突理论。
    当然，社会冲突与社会不平等是息息相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渊源。社会冲突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学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有两大理论渊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另一个主要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当然，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也颇有影响）。达仁道夫在其《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里对马克思的阶级论是作了深入研究的，但是，他作为自由党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他的观点往往与马克思的理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毋宁说，达仁道夫是遵循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传统，提出他自己的社会冲突论的。他抨击马克思的阶级论观点，在《现代社会冲突》一书里也处处可见。
    与一切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一样，达仁道夫的《现代社会冲突》也处处反映着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1．坚决维护私有制，主张个人的自由发展，这种发展不应受到来自社会、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制和约束。主张在所有的生活领域内实现个人的独立、自我负责、自我决定；2．主张在法律上、政治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在达仁道夫看来，这种理想只能在他的“世界公民社会”里才能得以彻底实现。按照他的观点，通往世界公民社会的道路，必须走三条重要的途径：1．建立法治国家；2．经由国际组织；3．在民族的总框架里首先建立公民社会，尤其是私人组织。世界公民社会能否建立，何时能建立，达仁道夫也不是信心十足，而是仅仅作为理想中的理想来描绘。不过，他认为，自由党人值得为之去奋斗。
    关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人们往往用一个口号来概括：“不干涉主义”，或者叫做“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即国家尽量不干涉公民的事务。具体包括三个方面：1．建立法治的国家政治制度，限制国家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不得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2．建立自由的币场经济秩序，个人而不是国家决定经济的过程，个人在这种秩序下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干涉，主张建立自由的世界贸易制度；3．人人都可按照自己所选择的世界观来塑造个人的生活，在世界观问题上，国家持中立和宽容的态度，并保障个人的自由发展。
    达仁道夫在本书中也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的传统，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自由经济，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从摇篮到棺架”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救济施主国家”，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的具体表现。
    应该强调指出，自由主义者总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制度也划入极权主义的范围。达仁道夫当然也不例外。其实关于自由和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明确观点。“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需要了解发展变化中的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了解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中国。西方各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侧面。《现代社会冲突》提供了不少西方社会冲突、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社会冲突的有关资料，可供我们研究参考。同时，本书对了解和研究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冲突论，也会有所裨益。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和了解有关人物和背景，除了作者原有的注释（标明“作者原注”）外，译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加进一些注释（标明“译者”）。同时，对一些我国读者一般不太熟悉的外国人名字，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尽可能用括号加上原文，便于一些想作更深入研究的读者能够寻找有关的著作。原著注释放在全书正文之后，译本保持不变，不过加上译注混合后，数码重新编写。原著书后附有重要概念和术语索引、人名索引，译本从略。
    魏玉玲、冯兴元两位先生应出版社之约，对本书译稿进行了仔细校阅，作了不少宝贵的修正，译者深表谢忱！
    社会学并非译者所学专业，译文（包括这篇短文）在概念、术语和表达方面，恐难免有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本人将不胜感激！
    林荣远
    1999年8月末于北京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前言
    当我同时唤起更加美好的希望，你却说，我正在败坏当今的时代；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并非如你所言，是我败坏现代精神。
    乔治·哈克威尔：《辩护词》（1635年）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给幸存的人们留下深思，令人迷惘、不知所措，令人精疲力竭，然而也留下一星半点儿希望。这个杀气腾腾的、同时给予人们很多机会的时代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只能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这个世纪始于欧洲的明灯开始熄灭之际，结束于1989年的革命给人带来新希望之时，我们应该如何清楚地理解这样一个世纪呢？也许人们只应该讲一讲历史。这样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代的美好希望和共产主义之后那个时代的错误和迷惘才有它的道理。于是，一些学识渊博的社会科学家企图找到某些解释，而且还要找到一些适合于构想理想价值蓝图的解释，这种意图使他们自己焦虑万分，不得安宁。本书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20世纪被深刻地打上了这些国家的烙印，它们今天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第一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第三世界愈来愈深地陷入贫困、疾病和战争，但是随着作为解决问题希望的第二世界即共产主义世界的失败，第三世界也丧失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在这里的出发点是，集中探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是剖析本世纪发展之关键，这既不是盛气凌人，也不是扬扬得意之举。
    拙作的基本命题十分简单。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本书也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应得权利和供给是两回事。要求扩大它们一般会导致矛盾与不和。然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替换（trade off）的关系，因此，公民权利的拥有似乎只能牺牲经济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倘若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它已经往往发生过那么，这正好显示出当代人的缺乏推动使得两者能够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生存的机会息息相关，这些生存机会同时为所有的人保障基本的权利要求，在供给方面广泛的选择可能性，和发挥一种不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权益要求深层文化的凝聚力。
    于是，这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曾经深思过，如何向读者阐明本书的特点。是的，很久以来，由于竞选的要求和对各种机构负有责任，我的社会科学已经作了调整。我是想说，对我来说，仅仅对本专业同仁说话是不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称之为scientific community即科学共同体的那种工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它不许自满。博洛尼亚大学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中给学业新成的博士们两次呈上一部属于他们本专业的伟大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次书是含着的，表示要记载（秘密的）知识，一次书是打开的，强调（公开的）任务是把这种知识传播给人们。公开的科学也是这本随笔可能的写照。
    我必须对“随感”（Essay）作解释吗？这本书不是一幅大型油画，本来这种题材是适合于制作巨幅油画的，而是毋宁说，它是一张素描。它比一般情况下随笔这种文体所允许的长一些；但是，我想到过18世纪的一些作者，某些方面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全然无拘无束地写了长达数百页的书，并名之曰：《关于宽容的随笔》，或者《资产阶级历史随感录》。这本书是在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尝试和一份草稿。书的起初的正文我写于1986－1987年，那是颇有成果的一年，我当时作为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生活在朋友们之中。1988年出版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受到很客气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语言，首先在意大利，最近也在东欧。中欧的民主国家里，引起了辩论。那时以来，时代变化了我在这些时代里也在变化。现在放在眼前的这本书，肯定并非简单地是作者本人的翻译；说它是“新版”，从根本上讲是不够的，在很多方面，它更是一本新写的书。同时，1989年和1990年的事件起着某种作用，虽然我在1990年所写的《欧洲革命之观察》和英文版《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Conflict）第一版可以天衣无缝地相互协调，属于一个整体。就这个版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把我的概念和分析写得更明确了，更加精确了，而且在若干点上也作了补充。
    作者感到他的书是重要的，这几乎无需强调。如果不重要，他为什么要写？是因为不得不写？在这种情况下，这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方式上，这篇随感是我的社会科学的总和。现在要搞纯理论研究，对我来说，年纪太大了，力不从心；不过无论如何，这里又重新捡起我在1959年写的关于阶级论的德文版本《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中的题材，这本德文版书是成熟版本，已经绝版。论文集《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Pfade aus Utopia；1967年）也属于这个范围。从那时以来，我曾开始作种种尝试，搞些政治理论，例如《生存机会》（Lebenschancen；1979年）和演讲集《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85年），不过也在对自由党人的政策的具体建议中做过一些尝试，例如1988年比萨国际自由党人全体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文件，可惜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反对票（之所以要可惜，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东西往往是不值一提的）。现在，社会科学之女王是社会分析，严密的理论、规范的意图和历史的贯穿，统统都编织到社会分析里。10年前，我就开始尝试从事社会分析，开始写出了一部很长的文稿，书名为：《黯然失色的现代精神》（Modernity in Eclipse）。写到几乎500页之后，我中断了这项工作，而这样做是对的；那本书再写下去，会发展成为荒唐之物，不合时尚，从错误的观察角度出发，会令现代精神变得昏暗无光。我希望，这一切将不再适用于这篇随感。
    除了罗素·塞奇基金会外，还有一些与我有联系的机构也给了我某些机会，让我拓展和检验我的思想。我怀着感激之情，首先想起了自1984年以来的岁月里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小型讲习班，想起1986年在巴塞尔的志愿学术协会的客座教授职位和自1987年以来在牛津我所在的学院即圣安东尼学院的高级论坛和其他地方的无数的谈话。
    写作这本书，有3个人对我特别有帮助。在罗素·塞奇基金会，我再次幸会罗伯特·麦敦（Robert Merton），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现在也是国际社会学界的泰斗。他确定标准。因此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他不仅读了本书初版的全部文稿，而且还做了无数的眉批，形式上往往采取有趣的印章，指点迷津和打上问号，这类东西，他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最后盖上一个光芒四射的带有天使图案的大印章，表示他的善意，多么令人欢欣鼓舞！麦敦对这篇随感的那些论题发表了很多见解，尤其是也对萨里的圣公会执事乔治·哈克威尔（Georg Hakewill）发表意见。我还是借用了哈克威尔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座右铭。它对表现我的意图的基调再适合不过了。麦敦在他的漂亮的著作《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里，高度颂扬了哈克威尔对现代精神的贡献（《在世俗政府等等面前为上帝的权力和无意的辩护词或声明》，首次发表于1627年，第3版于1635年）。
    我的朋友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一直关怀着我的文章。他的痕迹处处都明显可见，这篇前言的最初几段里，提到第二次30年战争（1914－1945年）可找到他的踪迹，他一直在研究这第二次30年战争。弗里茨·施特恩是历史学家，因此他是主要对结构和过程感兴趣的朋友，有时会失去耐心；不过，我们的友谊已经存在了35年，因为我们总是重新相互学习。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艾琳（Ellen），除了这里没有提及的事情外，应归功于她孜孜不倦地探询对事件的解释，孜孜不倦地催促要改善有关的状况。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才能把坏事变为好事？这是艾琳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在这篇随感里论述的问题。
    拉尔夫·达仁道夫
    1991年8月
    于霍尔茨施拉克／黑林山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一章 革命和生存机会
    1．现代的两面性
    革命是又苦又甜的历史瞬间。希望短暂地闪烁着，旋即又在失望和新的弊端中窒息。这既适合于大革命，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但是也适合于较小的政治变革。在革命之前，有经年累月的压迫、傲慢狂妄的权力。对人们需求的恶意藐视。僵化的、陈旧的政府制度沉湎于它的特权，而当它试图更新图变之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实施其迟到的计划。人们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冲突能量的聚集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 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诸如勉强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诸如在错误的时间的枪声激起的动荡不安之火星随即就会轰隆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就开始摇荡。骤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住。昨日的叛逆罪变成为今日的适用的法，而旧的法则成为叛逆。对于进一步被激奋起来的人们来说，闻所未闻的前景向他们敞开着：将会建立人民的政权，一切坚硬的、牢固的东西将会变为流体。很多人情绪高涨，慷慨激昂。不仅是旧的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社会的种种窘迫，仿佛都自行消除了。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啊！
    只是恰恰这个时代，好景不长；蜜月不能持续长久。人们又走上正常的生活。人们终究不能无休止地、日复一日地示威游行，或者无休止地打内战。个人的生活状况反映着社会的条件。喧嚣混乱对于经济的发展并无补益，而政治的不稳定则唤起恐惧。希望防止泪流成河的善意的尝试受挫失败。起初，普遍的情绪开始动摇，然后它就发生转变。有时，一个外部的政权进行干涉，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使革命完好无损，但是至少使乌托邦完好无损。有时，某一个雅各宾派从内部、从分崩离析的多数派手中接受统治。难道“人民政权”本身不是一种矛盾吗？于是，关于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种种漂亮的高论，就变成为一种替新的恐怖政权所作的辩解。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的”专政，面临外部的威胁，是一种紧急状态，或者是在失范中的一种魅力统治（Charis-ma）；无论如何，它导致新的不自由。光阴荏苒，岁月不居，只有晚出生的人们后来才觉察到，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革命的第一天被宣布为公众的节日。然而，参加革命的一代已失去了他们的幻想；他们试图在麻木顺从、筑造个人的幸福安乐窝和偶尔的、徒劳的抗议之间苟且生活。
    哪怕这种描述有一半是正确的，那么人们要问，究竟为什么有人还要革命。现在是否有很多人想要革命，这没有把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欢迎打断日常的生活常套，那是由于恐惧和忧郁的预感占据上风。如果说，狂风骤雨中断了长期的高温和干旱，那么，人们虽然喜欢下雨，但是，他们宁愿每天都有一点儿雨，而不喜欢狂风暴雨中的电闪雷鸣和冰雹。无疑，并非人人都相同。总是有一些喜欢浮想联翩的人，他们在社会的暂时动荡中，比在牢固安定的社会里，找到更多的乐趣。有时，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自行组织起来。此外，对于很多人来说，令人不寒而栗的革命是一种被禁绝的刺激。是的，在某种方式上，革命甚至是希望的代名词，是生活的那种不可或缺的原则。谁知道，真正的革命有朝一日也许会到来！难道美国革命总的来说不是一项成就吗？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里，1989年的革命情况又如何呢？
    现在，这类问题和考虑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人们不会被询问他们是否想要革命。倘若没有别的出路，革命就会发生。实际上，革命就像风暴或者地震。诚然，革命是人为的，但是，人们总是在某些他们只能极其有限地加以控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人类必然只给自己提出一些它也能解决的任务。”
    写出这句话的人就是那位对革命作出了一种既超凡卓绝又是错误的解释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幸运的是他的错误令人感兴趣，值得作批评性的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部分：社会政治部分和社会经济部分。这两部分都是了解现代社会冲突的关键，虽然马克思衔接这两部分的方式和方法十分令人怀疑。这些变革理论因素与现代的两面性有关；这无异于公民的两面性，他既作为市民（burgher）或者资产阶级，也作为城邦公民（citoyen）或者国家公民。这两个概念将陪同我们，贯穿全书，因为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另一个则是平等参与机会的先行者。德语词“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把两者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因而产生混乱，这是很糟糕的，尽管它原先无非是古代的“soci－etas civilis”的翻译，古代这个词在益格鲁萨克逊语言中继续以“civil society”存在着。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它的第一部分与社会的阶级相关。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两个阶级相对立。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已准备好进行斗争；它作为一个现成的阶级“自在的和自为的”阶级是从前一个时代产生的。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在其能够接受挑战进行斗争之前，必然要首先经历一个不同的形成阶段。间或发生的暴力，加速着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进程；潜在的利益变得日益明显；“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种情况在多大的程度上发生，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化。有一段时间，冲突依旧处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随后成功的天平就开始倾斜。被压迫阶级进一步强大；统治阶级的个别分子甚至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地位，最后归附于对手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一切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理论里，对于如何确定他们的作用都感到为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于是，最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使前面那个时代结束。过去的统治阶级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过去的被压迫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站稳了阵脚。
    然而，阶级冲突并非虚无飘渺；阶级斗争的士兵在某种意义上是傀儡，他们受到看不见的社会力量的驱动。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第二部分。统治阶级代表着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典型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让事物保持原封不动感兴趣，所谓“事物”，首先必须理解为创造富裕的现存的方法，赋予这些方法以稳定性的法律，以及处于这些法律之后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从新的“生产力”中吸取它们的力量。一切有前途的和促进变革的东西都属于生产力，即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游戏主持人。有一段时间，生产力在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关系中得到适当的表现；但是，潜力不再听任现实摆布的时刻很快就到来。这不是一个无害的、自动的进程。毋宁说，现实的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遏制着满足人们需求的潜力。本来，很多人可能感到会过得更好一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现实和潜力的协调一致程度减少多少，阶级冲突的强度就增加多少。革命不仅是表示抗议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的极端形式，而且许诺推行新的社会组织的方式。革命打开被旧制度压制了的机会的大门。
    在科学方法的美学的范畴里，这是一种很漂亮的理论。人们可以称它是少数理论的一种，社会科学的古老的梦，在这些少数的理论里，正在变得梦想成真，这种社会科学在解释力量方面可与自然科学同日而语。然而，可惜，十分可惜，理论应该解释的各种事件违背它的要求，由它所预言的发展并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
    一根小小的松散的线头就足以拆散这幅精美的织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下述观点：革命的爆发总是在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达到其最低点时发生。为此目的，马克思甚至玩弄文字游戏；（穷人）最“贫困”（Not）的时刻就是（改变）的“必要性”（Notwendigheit）最大的时刻。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毋宁说，遭遇最大贫困的人与其说是积极主动的，不如说是冷漠昏庸的，而毫无希望的压迫制造着对暴政的大沉默。当出现小小的变化时也就是出现一种希望之火星、激情之火星时，并且大多数也是在权势者一方显示出软弱迹象的时候，在发出政治改革信号的时候，革命才爆发。
    出现这种错误并非偶然。它与一种理论的基本弱点息息相关，这种理论永远不能挣脱假设“时代”或假设“制度”的巢臼。无疑，马克思知道，社会的关系在持续发生变化。他甚至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 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它就不存在”。然而，这对他和他的门徒们来说，仅仅意味着实际的。功能的适应不可分割地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部分。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本身才能得到证实；它在革命的时刻才消失。在这一时刻来到之前，“早期资本主义”可能变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也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它仍然总是资本主义。用一种变魔术的手法，这种理论就变为人所共知的真理，即变为定义。只要没有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消失。“真正的”改变必然是革命性的改变，直至发生这种改变之前，根据定义，各种旧的概念还保持着它们的效用。
    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到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假定出一些分析性概念。它们并没有用来以理论的探照灯去照亮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和种种要素；毋宁说，它们与现实相互混淆，本末倒置了。实际上，当然从来未曾有过诸如资本主义这类东西，而是总是仅有一些经济和社会，它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可以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历史主义的贫困在于，它使它的追随者们变为瞎子，从而对现实世界缺少想像力。在理论上，历史主义导致没完没了地替各种本能使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上而不沉沦的解释寻找救生圈。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消失问题，他们为此绞尽脑汁，搞得头痛万分。实际上，历史主义导致僵化，把决裂和革命作为“现实变革”的据说是惟一的方法，同时，不仅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现实里的经常性的变化，而且整个社会的较为悄悄发生的结构的变化，它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太漂亮了，不能应用；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历史的经验很少有瓜葛。
    这位作者从哪儿得出他的理论？部分当然是从他的祖师爷黑格尔那里获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1848年之前的进步岁月里也好，在此之后的反动年代里也好，其阴影都笼罩着德国人的思维。黑格尔成为教条主义思维的心胸偏狭的典范，但是，那些企图把他从头到脚颠倒过来的人，也没有摆脱他的金箍咒。马克思至少也部分处于间接经验的影响下。他生于1818年，成长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远处传来的法国革命的隆隆雷声尚未销声匿迹。当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时，他很快就发现了18世纪的另一个戏剧性的变革，即工业革命。人们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个事件如何开始在他的头脑里叠加在一起。在巴黎，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第三等级要求在等级议会有更为适当的代表背后，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搞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新的生产方法帮助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取得突破。面对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契约形式、商品和劳动交换的新的需求，面对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阶层，封建纽带的束缚，当然也包括行会和社团规则的束缚，以及重商主义传统的束缚，都破裂了。于是不管人们是否想谈论革命，一种演变理论的两种要素都聚合在这里。
    很久以来，“革命”这个词早就被用于戏剧性演变的两种十分迥异的形式。第一种叫做深入的变迁，即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需要时间；另一种形式是迅速的演变，尤其是在数日或数周之内，通过显而易见的、经常是暴力的行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物们的循环替换。第一种形式可以称为社会的革命，第二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是社会性的，法国的革命则是政治性的。但是，二者并非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发生。显然，工业革命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也带来政治的演变。其中包括新的生产形式的代表要求不再被排除在法律的制订和立法的过程之外，这一过程要确立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准则。相应地，法国革命的某些题目也是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其中包括为公共开支筹措资金，筹措资金又提出国王的作用问题（关系到国王的财政预算）以及教会和贵族的作用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能排除戏剧性的变化。然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1688年政治革命之后很久才发生的，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解放强大的经济的力量。相反，它在长达数十年之久阻止了法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进程。
    市民，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是资产阶级？难道它不是在这两次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吗？也就是说，难道没有一个阶级，同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和要求政治的权力吗？让我们在这一点上首先撇开下述的事实不讲：18世纪自我觉醒的资产阶级很难描绘为一个像后来的无产阶级那样的被压迫阶级，因此，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形象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也恰恰从现代的两面性角度来看值得注意。
    为了充分利用技术和劳动分工的新的可能性，从前的企业家需要一种基本上有别于一切传统的依附的劳动关系的形式。他们需要在各方之间的合同基础之上的雇佣劳动，各方至少在形式上被视为是平等的。就此而言，新的劳动合同是以人人都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为前提的。同时，这些企业家及其附和者还要求自己能在阳光之下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得通俗些，要求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参与。他们既不再让人幽禁在他们的“城堡”里了，即不再让人幽禁在封建依附关系的汪洋大海的那个自由的岛屿上，而且对第三等级的地位再也不感到满意了。因此，从前的市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就积聚到一项要求上：他们要成为城邦的公民（citoyens），成为公民（citizens），即成为拥有这个地位所对应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公民。
    从一种与这种分析保持相当距离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工业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好，都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革命。18世纪的后果累累的变化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种两面性也是公民即资产阶级－城邦公民的新的社会形象的两面性。这种分析的距离太大了，不能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在英国和法国发生的事件，那么，推动力量的两面性证明并非是一种惟一形象的两面性，而是两种形象的两面性。英国的有发明精神的企业家和法国的第三等级从而不是同一类社会群体。不能说是两面神，而是充其量只能说是孪生子女，而且是双卵双胞胎。
    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未来的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革命，犹如过去的变革一样。在他的预言中，他的理论的错误变得最为明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这作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某些特定时期的（少数）几个国家的令人信服的描绘，人们可能会接受。组织起来的工人向权势者要求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贡献。马克思本来是不会应用这么简单的语言的，但是，这种论点对他的理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随着他提出下一步的论据，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按照他的论据，工会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政党以新的生产力的名义提出它们的要求。依我之见，这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说词。它一直就是毫无意义、内容空洞的，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弟子们做了无数的尝试，企图以“联合的生产者”、“公有财产”或者甚至还用“没有统治的交际”等概念来描绘这些新的生产力（逐渐绝望地寻找新的生产力本身就已经露出马脚）。社会中存在着一些政治的力量，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无疑，两者之间存在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的存在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们因时因地而变化，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刻，它们才会导致马克思所普遍要求的完全一致。某些人醉眼朦胧，因此他们感到同一个事物同时呈现两种影像；马克思患了与此相反的弱视症。他戴着黑格尔眼镜，这就使得他把两个不同的东西看做为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现实停滞不前，不能继续发展了。
    2．应得权利和供给
    比喻的语言总也是糟糕的，现在是不再用形象和暗喻来刻画现代的两种形态的时候了。最迟从18世纪以来，这两种形态决定着现代的道路。有一段故事对此可能会有所帮助：1986年3月我访问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政权正处于巅峰状态。作为访问者，人们可以很快发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只有很少东西可供购买，供应的生活用品和服装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说异常深刻，毋宁说是悲惨的。在同外贸部长阿莱杭德罗·马蒂内斯（AlejandroMartinez）谈话时，我谈到所看到的印象，这招惹了强硬的回答：“您似乎是在批评我们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这可能是对的，不过，请让我告诉您一些情况。在革命前，我们的超级市场货物十分充足。凡是在迈阿密有的一切东西，在马那瓜的货架上都能找到。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这些东西。人们把鼻子都贴扁在橱窗玻璃上，想看看那五光十色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为他们准备的。我们把这种情况彻底地改变了。今天，凡是有的东西，在国内的人都有能力购买。随着某种运气和美国人的善意的许可，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供大家支配。”
    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捧腹大笑。荒谬绝伦令我们忍俊不禁，人们可以说，这是马蒂内斯谬论：革命使一个对少数人过分富足的世界，变成为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匮乏的世界。当然，进一步观察，这个故事并不那么滑稽可笑。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事实。1950年至1976年之间，尼加拉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发展并非是直线形的；50年代后期以及1972年地震的时候，发展被中断。1976年之后，又开始出现下滑势头。1979年革命之时，下滑势头又把这个国家抛回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革命之后，到1981年出现了轻微的改善，不过，这一改善很快又让位给另一场滑坡。1985年，尼加拉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处于1951年的水平上。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如此，部分归因于战争和美国的压制。收入分配的数字不容易得到。然而似乎很显然，实际收人同样也下降了，哪怕并不像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得那么快；1984年，实际收入大约比60年代的最高数值减少了三分之一。同时，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收入保持得好一些，在农村，较贫穷的人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国家作为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地增长了。转移支付类收入有所增长。扫除文盲，防范瘟疫，对付失业，这些方面取得了若干成效。有一位经济学家按一种方式总结了这种结果，这种方式使我们又回复到马蒂内斯的谬论上：“从没有再分配的增长到没有增长的再分配。”
    还有另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不能对马蒂内斯的谬论仅仅捧腹一笑了之。这位部长援引了一种重要的区分，这种区分与现代的两面性息息相关。这就是对人们可以获得物品的途径和存在着的、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物品之间的区分。完全可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可供使用，即在这样的意义上：确实有很多东西，而且甚至在人们期待能在有这类东西的地方即公众可以企及的商店里，确实应有尽有，然而很多人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得到它们。这不仅适用于索莫查（Somoza）的尼加拉瓜，而且也适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国，在那里有一些特别的商店（“内部商店”“Intershops”，“外汇商店”“Berlioskas”），去这些商店购物，或者必须有特别批准，或者必须有硬通外币。同样也完全有可能，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止人们进入他们想得到的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但是，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产品和劳务来供应可能的购买者。在这类情况下，定量配给是一种人们喜欢采用的办法。每人每天获得20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加上每周60支香烟，因此，虽然在进入市场方面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在供应方面却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非常可能，定量供应与少数人享有特权相互并存，与很多人的黑市相互并存，在黑市上，不抽烟者有权出售他们的配给香烟，换取别的商品。）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更为可怕的情况。任何人都允许到那些场所去，不过那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人们排起长蛇阵，然而，在长蛇阵头那里，一无所有。火车站是敞开的，但是没有火车。柏林就是一个例子，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日子里，纳粹已经从很多城区中消失，但是，俄国人尚未控制各城区，当时就出现上述情况。不过也有相反的现象。一个家庭几乎垄断着所有的一切，而且只分配给直接仆从，让他们能足以勉强糊口，维持生活。这种极端的情况也许不会实现，但是，索莫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埃一家、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家，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这种极端的情况。
    马蒂内斯谬论里所蕴藏的区分令人回想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关于贫困和饥荒的著作中提出来的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在研究历史上的饥荒时，森发现了下述很清楚的证明：用缺乏食品来解释饥荒，虽然依旧可能接受，而且也许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饥荒地区的食品，包括在1943年的孟加拉邦，食品虽然不是十分富足，但是事实证明，在大规模死亡的严重时期，食品几乎没有比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年里少。在狭义上的可支配件，即运输和分配，也不是问题；有些情况下，人们还从一些地区输出粮食，而那些地区的人却在饿死或因饥饿而引起的疾病而死亡。那么，问题在那里呢？在这里，森采用了他的概念应得权利（entitlement），我想把它译为Anrecht，并想把它用于目前分析的目的，进行阐发。对于申来说，应得权利描写出个人和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个人进入产品市场和控制产品就“被合法化”。应得权利给人们一种合法的对物品的要求。因此，并不是生活用品的可资利用，而是社会的群体占有进入产品市场的大量机会（申谈的是“大量的应得权利”要求），或者毋宁说，是这种机会的减少和最终消失，可以解释亚洲和非洲的大灾难。
    阿玛蒂亚·森是一位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喜欢把他的感觉用理性的论据加以包装，然而，他的理论很难更加戏剧化了。他也许不是想这样表述，但是他的理论却意味着：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不是物品十分匮乏，而是社会的藩篱的存在，能解释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的原因。甚至在需求迫不及待之时，即在生存死亡攸关之际，人们也不会违反社会的准则，而是会屈服于情势，仿佛这是他们的命运。“权利处于生活物质的可支配性和对获得生活资料的应得权利之间。”这并非是令人十分放心的想法。森本人也曾担心，他这样说可能会使人们丧失提供粮食援助的勇气。因此，在后来的一篇论文里，他赞成采取实用主义的援助措施。（他本来应该指出，紧急援助虽然会在提供的短期间内打乱现存的应得权利结构，但是不会长期威胁这种结构，因为按其构想，紧急援助是暂时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对于那些关心保持现存的应得权利的人来说，这种理论最不能令人放心。倘若人们不再是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而是需要少一些特权，那么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只不过是提醒一下一种理论的后果，这种理论初看起来则是技术性的。
    诚然，森的关于应得权利的概念是技术性的。在其核心，“这个概念集中在人们用在一个社会里可资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这不纯粹是个人的能力，而是它本身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森后来更喜欢用可获得性（acquirement；也许用马克斯·韦伯的“获得的机会”这个概念会更好些）。“个人的应得权利是指一大堆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商品，个人可以借助不同的、合法的、对某些个人总是敞开的获得方法去占有这些商品。”在这两个定义内，谈到“合法的”方法必须加以强调；应得权利其核心总是一些权利。因此，这种合法的要求可能是建立在特性（‘设施”）或活动（“交换行为”）的多数之上的。撇开继承的财产名目不讲，森列举了下述的应得权利：“建立在商业之上的应得权利”，“建立在生产之上的应得权利”，“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的应得权利”，“转移支付的应得权利”。它们构成森称之为“个人的一大堆的应得权利”。森继而问道：何时以及为什么会有诸如“应得权利失灵”这类事情？所谓应得权利失灵也就是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会受到限制或中断的时候和地方。他所举的例子使他首先找到诸如价格上涨和工资下降这类因素，不过，也发现了一些封锁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的较直接的形式。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饥荒可以作为一种应得权利关系的失灵来分析，这将非常有意义。”
    应得权利是较新的社会科学如社会理论常用的概念。有些人曾试图以此来把握私有财产的固有性质；另外许多人应用这个词的复数（Anrechte），用于现代的社会国家的善举。显然，这个概念容易引起价值判断。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应得权利理论”只要是在说明个人权利的最小目录，它所反映的就是“最小国家”的个人的方面。劳伦斯·米德（LawrenceMead）主张建立一个“应得权利彼岸”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更加强调各种义务。与此相反，正如森自己说的，他用这个概念是出于“描述”意图，而并非“规定”意图。在这一点上，我将附和他的见解。应得权利本身既非善，亦非恶；它们是得到社会界定的进入手段。人们也可以称它们为人场券。
    森的界说的另一个方面是重要的；应得权利具有规范性质。犹如社会规范一样，它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这种固定程度意味着，要取消它们就不能不付出代价。规范的概念比法的概念更为普遍些，实际上，应得权利的固定性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标度的一端，基本权利就是应得权利。其中包括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得到宪法保证的权利。公民权利在这里有其立足之处。其他的进入手段没有这么强硬，虽然如果存在这类手段，它们往往可以被视为相当可靠。市场进入就属于这个范畴。然而，市场进入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切实际的目的来说，中国恰恰不是“一个10亿人的市场”（有时人们这样轻率地断言道），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超出基本需求的货物的经济交换、甚至是消费的世界，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在固定性标度的另一端，实际工资创造着应得权利（顺便说一句，正如一般而言，金钱具有应得权利的性质一样）。不过，收入可能会有变化，而且是在两个方向上变化。森在观察贫困和饥荒时发现的应得权利的重要变化之一恰恰是收入的下降。这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凯恩斯的意义上）“刚性大一些”，也就是说，比在其他国家的抗下滑力强一些。人们也许可以说，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实际工资的应得权利性质，就表现得还要更明显一些。
    在这里，就必须强调一下应得权利的另一个方面。人场券能让大门打开，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入场券的人来说，大门仍然紧闭着。在这个意义上，应得权利也为人划出界线，也设置藩篱。这就意昧着，原则上不能分等级来理解应得权利；半张入场券不是入场券。进人权利可以或多或少对很多人是敞开的，但是他们本身是有明确规定的。应得权利按阶段、而不是持续增长或萎缩。事实上，更正确地说，它们既不能“增长”，也不能“萎缩”，而是只能被创造或取消，被赋予或剥夺。
    正是这一点把应得权利同马蒂内斯谬论的另一方面区别开来，即同那些人们对之拥有应得权利的东西区别开来。给这些“东西”取个名称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既把基本权利也把实际收入算进我们称之为应得权利的入场券里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很聪明，仅仅把它们限定在产品或“商品组合”上。他也许能够发现，只要福利供给能够从经济上理解，即可以计算，就不难把这种想法扩大到福利供给这一更广泛的概念上。但是，像这里所理解的应得权利，也能打开通往非经济“物品”的大门。例如，选举权就是一种应得权利，它也许具有某种意义，甚至也许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不管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所保障的（在这种国家里，人们不得不对事先确定的正式候选人的名单表示认可），还是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里提供的。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些。有受教育的应得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赋予这种应得权利以实质，就必须提供可选择的学校或各种培训班？无论如何，倘若所涉及的是要描述由各种应得权利所提供的整个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所有选择可能性，那么，像“产品”或者甚至“福利”这些概念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表示这些选择可能性，我将应用供给（Angebot）这个概念。
    口语中的“Auswahl”（选择）既可能表示选择行动（“我进行选择”），也可能表示供选择的东西（“有大量的选择”）。供给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选择。换言之，它是在既定的行动领域里，现有的选择可能性。这些可替代选择本身也是结构化的：是通过市场的丰富发明，通过人的各种愿望，通过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口味的东西，以及通过形形色色的偏好，来结构化的。我将间或零星讨论某些特定的供给的结构。供给无一例外被定义为可能持续上升和下降的东西。原则上讲，这个概念与其说应该从定性角度，不如说应该从定量角度去理解，与其说应当从法律或政治角度，不如说应该从经济角度去理解。供给至少在两个方面可能发生变化，即一方面在数量上，另一方面在多样性方面。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将探讨联系的方式。例如，报纸销售发行数从1000万份上升到1200万份，如果所指的纯粹是官方的、代表着同一方针的党报，或者是内容同样空洞的群众性报刊，那么这一事实并无多少意义；与此相反，如果独立报纸数量从10家上升为12家，即使这些报社总发行量不变，却也意味着增长。
    词汇并非理论。在人们能够开始应用概念进行论述之前，概念也必须学会如何运作。这也适用于这里延用的这一对概念：应得权利和供给。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这对概念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运作。在各章节里，应用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多变的20世纪社会历史的关键。在此首先利用例子和理论上的指点来丰富这些概念自身（在本章的下面各书里），以及把它们置于一种与马克思和18世纪革命有关联的理论联系（在下章里）。无论如何，借助这些概念，就可以阐述现代社会冲突问题。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供给革命。它最终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是一种应得权利的革命。它最终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进步取得的一个新的阶段。在18世纪，而且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种革命相互靠近了。从那时以来，毋宁说，它们又分道扬镳了。供给派和应得权利派对应着经济增长政策和一种公民权利政策处于相互斗争之中，而且今天亦仍然如此。这就是产生于前面所提出的各种考虑的思维模式。
    3．政治与经济